上海小市民芝麻大点的事儿也会搬出来在人前炫耀一番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别苗头”了上海人尤其爱面子，“面子”问题是上海人的大问题，有时候钱财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说得好听点是争强好胜，说得不好听点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点的事儿也会搬出来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个月去泰国白相睐！伐要太开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裤子，灵口伐？崭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艺术中的舞台造型，旧时有些艺人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资收买观众为自己捧场，讲作“扎台型”。而有些艺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戏台倒坍一样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势”自然就是丢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钱有势的戏迷票友，为了追捧自己心仪的角儿，不惜动用重金给足“台型”。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记载，1921年著名京剧演员余叔岩来沪参加赈灾义演，同台献艺的另有程砚秋，当时沪上程派戏迷为数众多，他们除了赠送大量花篮、银盾、缎幛、诗文以外，还觅得高约三尺的大银瓶一对，并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场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戏迷见后，发誓要压倒对方，便临阵派人四处寻购更大更气派的银瓶，结果真搬来一对高过三尺的大银瓶，并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际将其置于台口，因高过前者数寸且崭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为之热烈叫好，可谓“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势”的人一定不思进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进心强，对于一座城市，这是一样的道理。这两年让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会议，比如大师杯网球公开赛，2010年世博会……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鲜咯咯”扎台型扎过了头，未免就让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动不动洋洋得意说“阿拉上海怎么怎么好”，有一回几位山东朋友来上海，遇到个上海司机，人很热心，但是他们实在受不了司机那些个“扎台型”的话，一会儿“阿拉上海有东方明珠！你们有伐？”一会儿“阿拉上海有金茂！你们有口伐？”搞得几个山东大汉一路上“胸闷”像“养媳妇”一样抬不起头。

　　【别苗头】
　　凡是上海人都喜欢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别苗头”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别苗头”最初指农村庄稼汉比谁家的稻苗长得好，后来才渐渐变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词。最近在上海举行的什么风尚大典，就是一个娱乐明星别苗头的“庄稼地”，一个个明星得意洋洋从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头论足，仔细想来这些光鲜的姿态背后，却也有着一点比试虚荣的农民意识。
　　女人之间攀比虚荣可不光是在“卖相”上，那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也是争先恐后“别苗头”，比如前两年上海风头最健的两位美女作家，据说就争得不可开交，还在公共场所比划拳脚。这样的“文化女人别苗头”在上海是有传统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间作矜持状，各自谈及同时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让：“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读”，“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看”，苏青与张爱玲则互唱互和仿佛唱双簧：“只看张爱玲”（苏青语），“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张爱玲语）而苏青在《续结婚十年·苏州夜话》里，则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备的尖刻，把关露描绘成一个“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并且“对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爱面子是中国人的传统，上海人尤其爱面子，“面子”问题是上海人的大问题，有时候钱财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旧上海有势力的少爷如果看上了哪个舞女，她决不可以拒绝，否则就是不给少爷“面子”令其“坍台”，那么她的后果不堪设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泼硫酸的。
　　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更是深谙“面子”的重要。
　　蒋介石发迹前，曾在上海向帮会大亨黄金荣投过门生拜过帖子。事隔十多年，显达后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再到上海，并要去拜访黄金荣。黄金荣通过杜月笙得知这个消息，自然脸上有光，喜不胜收：“阿元！（蒋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来啦！他还记得我？有良心额！我当初就说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师傅自然是要送见面礼表贺，可旧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么好呢？送金条吧，不伦不类，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摇俗气。黄金荣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脑子“活络”：“总司令现在什么最重要？”黄金荣：“你说什么最重要？”杜：“面子！”黄：“面子？这面子重要又怎么样呢？”杜：“阿拉就送给他面子！”杜月笙鬼灵精怪出了妙法，黄金荣茅塞顿开，蒋介石到上海后，黄金荣先托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礼”，蒋介石收下礼一看，喜出望外———“重礼”就是他当年投门生时的帖子！而当时还是虞洽卿带他去投黄金荣的，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此物归原主可谓“给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师尊的架子又不失得体派头，使得双方都有“面子”，事后黄蒋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欢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与蒋介石挂上了钩。

　　【卖相】
　　时髦的上海人讲究“卖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说法，号称“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报》上《申江陋习》一文中例出“七耻”，其中第一耻就是“衣着不华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来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经有一首上海民歌：“乡下小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不像，等到学来七分像，上海已经翻花样。”这样的民歌虽然有歧视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据，即便解放后很久中国仍然延续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语。

　　【额角头】
　　“额角头”是上海人迷信的“运道”，“额角头碰到天花板”经常被用来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奖的朋友。
　　额角头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却有两个额角头，一个是有形具体的“脑门儿”，一个是无形抽象的“运道”，前者即使撞开花也不无关大体，后者可就关系重大。在旧上海有句俗话：“额角头上有三盏火。”所以不许女人的手指头在额角头上乱戳，生怕把火戳灭了，成了“触霉头”。经常有人用手在额头上轻拍三下，然后咳嗽一声，说那样使额角头的三盏火更旺，一切鬼魅霉运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内脱下帽子，不敢随便放在靠背椅上，因为男人忌讳帽子被女人坐过后戴到头上，如果女人刚好来例假，身上的晦气会被帽子带到额角头上，把三盏火扑灭。这样的想法未免荒谬，这样小家子气的男人简直好被赶出上海了。不过从中可见，上海人对“额角头”的重视不一般。

　　【十三点】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异性间使用率最高的词之一，也是上海话中微妙的润滑剂，其间的妙处，也只有上海人能体会到。
　　沪人常以“十三点”隐指“痴”，形容人做事没脑子或举止轻浮，也指口无遮拦、傻得可爱，象赵薇扮演的“还珠格格”恐怕是最标准的“十三点”了。但是，当这个词在异性间跳出来时，它的意思就变得暧昧起来，表面上是骂人痴头怪脑，实际上却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
　　怪”，也就是说不是鲁智深打蒋门神的“煞勃勃”一拳头，而是王熙凤扇琏二爷的嗲溜溜一记耳光。所以，“十三点”多半出自女人之口，骂的时候往往女人脸上笑眯眯，眼里泛着“侬哪能格能噶额啦”的挑逗光芒，被骂的男人也常常骨头更轻。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几的彪形大汉，在大庭广众与老婆卿卿我我，并喜老婆唤自己为“囡囡”，这样的男人谁见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点”，但是他老婆当面抛一句“十三点”就好像当众给他发一张奖状一样，顿时立刻他脸上有光。

　　【申报纸】
　　原来指《申报》，是英国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纸，从创刊号到1949年5月终刊，历时77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1887年《申报》连续追踪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之后人们把《申报》或其它的报纸一概称为“申报纸”。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旧报纸的在弄堂里吆喝“申-报-纸有口伐”，而现在上海著名的周报《申江服务导报》也常被简称为“申报”，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一听“申报”，往往会问：“是从前的《申报》又复刊了么？”

【杀胚】
　　“杀胚”这个词，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听就是“五斤沆六斤”杀气腾腾、横冲直撞，难怪是用来形容鲁莽。在上海的公共场所经常目睹这样一幕———模样小家碧玉的女骇突然对着手机嚷道：“侬只戆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见者暗自夸道：“格只女人杀胚额”。
　　如果要举出上海滩上最“杀胚”的形象，恐怕要数申花队以前的“范大将军”———范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着一副“千斤顶”肩胛，头发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开射火箭炮：“侬册那———！”“杀胚”不是专门用来形容男人的，上海开埠后流入很多洋妓，当时在国人看来就很“杀胚”：“其人大都厉齿蓬头，无异夜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如今风水轮流转，女孩“杀胚”反而流行起来，还美其名曰“野蛮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个充满海派特点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随便马虎、办事不认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发音，“Chance”就是“机会”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个“混”字，“大锅饭”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就被“混腔水”生动划出来了。
　　“文革”期间，不少工厂生产不佳甚至停产，不干活的工人可以领到与日夜忙碌者一样的工资，于是很多人觉得不干活又能领钱反而省事光荣，到了80年代，这种好吃懒做“吃集体大锅饭”现象在国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电影叫《阿混传》，极尽搞笑之能事，讲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个男主角阿混对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懒混，考试靠作弊混，恋爱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员严顺开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条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胜利法”混的“阿Q”，同样是电影中混腔水的经典形象。

　　【捣浆糊】
　　随着“大锅饭时代”的淘汰，“混腔水”这个词使用率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捣浆糊”。“捣浆糊”是上海十年来最流行的口头语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级版”。如果说“混腔水”是被动地稀里糊涂“混”，那么“捣浆糊”就是主动地随机应变地“混”；如果说“混腔水”是闭着眼睛混，那么“捣浆糊”就是睁着眼睛混；“混腔水”是没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捣浆糊”是心中有数有方向地捣；“混腔水”是非常时期没有办法的办法，“捣浆糊”是大好时代所有办法里最简便的办法。
　　总之一句话，“捣浆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发展的“万精油”。
　　据说，“捣浆糊”这个词，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热衷的麻将桌上。麻将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个牌，再依次轮流捉进一张，打出一张，当某位牌张成局，即可壶牌，上海话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没成局的牌当成壶牌摊牌，但这样的做法次数一多，难免有有意作诈之嫌，北方人称之“乍壶”，南方人称为“佯壶”，而上海人牌友之间虽不乐意，但态度比较婉转，只能客气地训斥为“喔呦，侬又捣佯壶了”，渐渐的，“捣浆糊”这个词就流传开，用来形容那些耍滑头蒙混过关的小计谋。
　　捣浆糊除了要有小聪明，还得有“佯装”的表演本领与“皮厚”的本钱，也就是说，表面内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捣浆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场“新音乐”演出，有一支四川乐队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万岁”颠来覆去唱了半宿。接下来一位上海的音乐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从头至尾一个感叹字，台下歌迷被逗乐了：“统统是‘捣浆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这个字在上海话中十分“经用”，而且用法多样，单一个“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现了饮食男女间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达意的方式比较微妙，有不温不火、避虚就实的地域特色，上海话中没有“爱”这个字，即使说“欢喜”，也是有些“死样怪气”的扭捏，表达异性间的爱慕避避闪闪，躲来躲去，最后落在了一个“吃”———
　　“我老吃侬额！”“我吃死侬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这个“吃”真是用得好，乍听起来很平然一点不浪漫，仔细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吃”便有了嘴和舌头，那还不把“爱”的感觉彻底表达？———“喜欢”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这样“吃”来“吃”去，不事张扬却实实在在，男欢女爱的色香味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