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只角】
　　估计全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样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么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经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却是崇富心理。
　　旧时“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后在上海县城之北建立，在中国传统方位用词中有“北上南下”之说，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后来“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区内富裕阶级聚居的地段，反之则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观念源自殖民时代的租界岁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观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个住在陕西南路、茂名路街区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们与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说到“下只角”时脸上总有颐指气使的优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个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闸北区的男孩子谈恋爱，她的父母恐怕会急得睡不着觉，而那些住在棚户区的小姑娘，天天盼着能够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穷街使我成熟》中写道：“从这里搭车到‘上只角’，仅仅三刻钟到一个小时的路程，然而环境反差的强烈，在让我吃惊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小说被拍成电视剧《穷街》，讲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扩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为荣，无奈大刀阔斧的城市建设使许多“上只角”的居民们搬到了陌生的边远地带，象莘庄、金桥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图以外的地方，从一个地图上引以为豪的中心挪动到地图以外的“天涯海角”，这个过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毕竟时代不同了，上海每个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该渐渐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户”。
　　法兰西外滩路牌（今中山东二路）

　　【大户】
　　90年代上海股市初兴后，证券商按拥有资金数额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为“大户”和“散户”，并在交易所内设立“大户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红主演的《股疯》就对小打小闹的散户与得心应手的大户有很生动的演绎，记得电影里给人印象更深的还是那些“一地鸡毛”般的“散户”，唧唧喳喳从公用灶头间、弄堂和证券所门口来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随时准备闹起义。除了《股疯》，当时最生动可见的“大户”形象应该是一个叫“杨百万”的高人。后来“大户”除指股市中拥有大资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拥有实力或资本的人，现在“大户”已经不稀奇了，因为爆发户越来越多，要成为“大户”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么单一，参加电视台的《财富大考场》，或者随便跑到哪条马路边上买体育彩票，也能向大户进军。

　　【大兴】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贫穷不是可耻的，“大兴”才是可耻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顶级不是可行的，“大兴”才是可行的。
　　“大兴”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兴货”。
　　这个貌似兴旺的词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样具有欺骗性，不识上海水土的外乡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骗。比如有一对山东来的小夫妻，勤勤恳恳在闹市区开了一家家俱店，取名为“大兴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务周到，就是无人光顾，必定是来客一看这店名不敢造访，惟恐上当受骗。
　　“大兴”一词见于《清门考源·各项切口·江湖类》：“大兴，假的。”早期，“大兴”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饰品，后来才用以喻非正牌的伪劣商品。20世纪初，上海曾有一条大兴街，是通往火车站的道路，沿街店面专门出售廉价的“大兴货”。
　　50年代以后，江湖气甚重的“大兴”一词几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后，随着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时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大兴”一词成为上海最流行的口语，任何假的差的东西均可以以“大兴”冠之。而现在上海最“大兴”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欢迎的地方，比如襄阳路集贸市场，那些便宜的大兴货也销路很好，从几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块钱一张的盗版影碟，上海人“淘大兴”其乐无穷，毕竟，自己用用实惠就好。

　　【门槛】
　　对上海人来说，门槛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门槛是万万不能的！门槛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门槛与其他建筑构件一样有等级制度，等级越高的建筑门槛越高，如书院（高等学府）的门槛高达3尺，这种门槛恐怕只适合跳高运动员跨。当时的私宅也被规定了门槛的高度，门槛越高，说明该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则越低。于是有些贪慕虚势的人私自增高门槛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种做法是违反封建等级制度的，一旦被告发会遭到惩罚。于是有投机取巧者备不同高度的门槛，平时用高门槛威风，一旦有高官显贵来访，立即拆卸改换低门槛，这样的门槛称为“活络门槛”。
　　后来“门槛”就用来说做事的窍门。也有说上海话“门槛”原是英语“Monkey”的洋泾浜英语，中国人视猴子为机灵鬼，所以“门槛”就是精明的意思。沪语中如果说一个人“门槛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计；如果说一个人有“潮州门槛”，那更是不得了，因为在旧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涌入，他们从事鸦片、蔗糖、百货贩运，肯吃苦，敢于经营，是上海客帮中的佼佼者。
　　“门槛”包含做人的窍槛，与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门槛”。“以小取大”是上海门槛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比如买东西，如果买一整套，上海人会算一笔周密的帐，反复实地考察“货比三家”，然后情愿多跑几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别购来凑成一套，因为这样算下来可以省一点钱。如此“门槛贼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难以学会的，甚至被他们嘲笑为不大气，近两年“精明不高明”是最伤上海人自尊心的话，针对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门槛”。

　　【马大嫂】
　　“马大嫂”是独特的海派男人作风，“马大嫂”一词是沪语“买汰烧”的谐音，指被家务事套住的人，带着戏谑的自嘲。当海派男人“马大嫂”的名声传遍天下时，“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妈妈等于娘娘腔”的议论从全国各地蔓延开，于是，“马大嫂”这三个字对于上海男人，就如劳模背负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务劳动主角的现象甚为普遍，走进上海菜市场，随处可见拎着菜篮子的上海男人们，他们象妇女一样在鸡毛菜油豆腐之间反复挑选，并耐心与小贩们讨价还价，买完菜回家后还要煮牛奶热油条、杀鱼杀鸡、淘米烧菜，上下班之外还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劳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响的电视片《海派丈夫变奏曲》中的主题歌这样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说男人是顶梁柱呀，谁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干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恼嘴上还唱歌……”几年前，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居心难测地写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劲给“马大嫂”们大鸣大放做“先进报告”，她在文中盛赞上海男人可以买菜烧饭拖地板而不觉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内裤而不觉得自己卑贱，感叹“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种，是新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叹让敏感的上海男作家们立即群起斥之，甚至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写文章表示“深深伤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后来龙应台讨饶似的又写了篇《上海男人，英国式》，意思是申辩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举依然不被上海人领情，本来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调，根本不用龙女士来大惊小怪，搞地没见过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声东击西暗示“马大嫂”的本质是“妻管严”，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上海“妻管严”的笑话：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过丈夫，左右两个大耳光，厉声问道：“侬有私房钿伐？———讲！侬有姘头伐？———讲！”丈夫咕哝了一下，摇摇头，于是，妻子对朋友们正言道：“没关系，他没有醉。”
　　面对各种对上海男人褒贬不一的激烈争论，上海的“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荣还是尴尬，遗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压力，气短地“放弃自己的立场”称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据说连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个场合表示“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其实呀，是大男人还是小男人，归根结底还不是女人最清楚？“马大嫂”们不容易的，操劳辛苦还要被外省男同胞们不屑，所幸诸多女同胞们深知个中福滋味，说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这样的体谅话。不过，随着独身子女一代的长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们”继承“马大嫂”忍辱负重的优良传统，恐怕难矣。

　　【发嗲】
　　如果说“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么“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娆故作娇态”，“发嗲”自然指娇滴滴撒娇的意思，而那一个“嗲”字单从字形看就如一副眯眼撅嘴的脸，甜腻腻地仿佛要开口叫“干爹”，这是一个在上海话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黄色小报，“嗲”虽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总归带有小家子气。1962年4月的《新民晚报》上，曾有数位学者为“嗲”字发起一场大争论，褒之贬之各不相让。四十年过去，现在人们常说“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细想来，岂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实点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惯于安富尊荣，形成了阴柔暧昧的气质，与阳刚豪迈有好长一段距离，“嗲”必定与大血性大冲突大革命无关，“发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乐乐惠惠消费”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上海人最会“发嗲”，上海从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马路上常见两人吵架，一个车上，一个车下，雄赳赳挥拳吆喝“侬上来！”“侬下来！”围观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两人就是不开
　　打，其实谁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发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态，都是很“嗲”的，文学是“美女宝贝”拍婚纱照发嗲，油画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将”，话剧更是一群“白领”或“旗袍”嗲过来嗲过去……酒吧更发怀旧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个人老珠黄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陈设都刻意营造一种1931年的气氛，每一面墙都不放过，从月份牌，到汽车牌照，各种道具应有尽有，连厕所墙壁上都有模有样挂了一盏小马灯，色泽老旧，仿佛经历了60年的沧桑，照亮过1931年的种种故事。
　　有一日，史学博士朱学勤先生踏入这个厕所，一抬头望见这盏灯———一眼识出这是国营企业上海桅灯厂1969年的产品！“1970年插队下乡时我曾经买过一盏，价格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民币2元6角8分。”（朱学勤语）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厕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别人说“巴”比被说“笨”更要丢人，“巴”体现了上海人长久以来轻视外来人、农村人的陈腐优越感。
　　据民国《清门考源·各项切口》中记：“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写，指在道中无地位的小人物。旧上海警察拦路抄身及工厂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来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乡人叫作“巴子”，后来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规则的土包子一律称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儿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听到驾驶员脑袋伸出车窗，对乱穿马路的人恶狠狠吼一声“巴子———！”而那些混迹于上海经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湾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唤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话称吹牛装大、盛气凌人曰“奎”，“摆奎劲”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讨厌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话：“侬不要奎，侬再奎也奎不过陆连奎！”
　　陆连奎是旧上海兴风作浪之徒。陆连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长，也就是公共租界势力最大的人，连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如有牵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陆打招呼。当时的公共租界督察长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两种，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资大，卖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陆是便衣督察长，行动范围广，有捉放之权，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诉，只要陆连奎一句话，就可以重罪轻判，甚至立即释放。所以有很多人“买陆的帐”，托人情送礼金，让陆捞了许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总是搬来陆的势力压制敌对方，陆从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离婚等，至于打架、吃讲茶、拉台子，只要以陆的名义出面，没有不能解决的。于是，陆连奎成了上海滩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职权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自己开的中央旅社、中南饭店，是租界时代唯一可以公开吃鸦片不被捉的地方，据说，他恃强凌弱惯了，连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击搜查”为名夺来霸占为自己的小妾。这样占了许多不干不净财礼、人情的“恶霸”终究没有好下场，最后被枪杀在自己的旅社门口。

　　【螺蛳壳里做道场】
　　“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上海人持家理业一百年不变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过“小日子”的至尊法宝。
　　上海“尺地寸金”，向来住房紧张，过去，常常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要挤六七户以上人家，旧社会更有一些二房东为了赚取更多房钱，挖空心思将原本面积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干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给众多房客，家喻户晓的上海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骂讲的房东欺房客、房客斗房东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态，往往随便走进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见，在1936年洪深编写的《新旧上海》影片中，曾经描写过一幅两开面石库门房屋中诸多房客的众生相：“楼上统厢房里住的是丝厂职员袁某夫妇，客堂楼上住的是两个舞女，亭子间内住的是小司机，阁楼上住的是小学教员，楼下统厢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东则坐镇在后客堂把守关口，时时监督房客们的一举一动。”在赵丹、李天济等主演的《乌鸦与麻雀》中，也十分生动地描写了小官僚、小知识分子、小摊贩等同一屋檐下的情景。还有些市民因为租不起宽敞的房间，只能居住在面积窄小的亭子间里，上海滩有名的“亭子间文学”，正是由一批长期居住在亭子间里的上海文人所创作的。
　　过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挤在一间房间里，会客、吃饭、睡觉、洗脚、打牌都在这一间房间，仿佛一个多功能厅，局促却热闹，小囡放个屁全家都闻得到，半夜楼上老娘舅起来小便，“滴沥沥———”的声音成了每个人半睡半醒的摇篮曲。“螺蛳壳”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难以体会的。住房条件简陋，却难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穷山陋水”中“乐惠”起来，于伶在30年代创作的《长夜行》中，就写到当教员的俞辛白用货箱将厢房分隔成书房、卧室、货栈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楼道、天井、晒台改造成“室内面积”，而五斗橱、书架、帘布等更是划分空间的绝好道具，难怪有人说：上海人家家户户都有室内设计的人才，无论十平米还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块还是十万块的装修费，都能装潢得体面舒适。
　　“螺蛳壳里做道场”还表现在上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饭烧美味菜饭；用一块旧窗帘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几只小喇叭拼一套环绕立体声……以简制丰，自得其乐，这就是上海人乐惠的“小日子”。

　　【砌墙头】
　　又叫“砌长城”，就是搓麻将，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众娱乐。
　　在上海开埠后，搓麻将这种带一定赌博性质的娱乐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来，后来越来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妇女中尤其受宠。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将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钱。80年代，上海还因为“禁赌”一度禁止打麻将，记得那时，各条弄堂里都有人家拉着窗帘，压低声音偷偷摸摸砌墙头。
　　有人认为“砌墙头”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气，可是很多时候，砌墙头除了可以消遣，还是上海人的交际方式，甚至是紧要的“公关”手段，比如电影《乌鸦与麻雀》中，贫寒的华太太为了逃避被房东赶走的灾难，不得已陪着房东夫妇“砌墙头”；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职员李石清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将。
　　其它众多关于上海的文艺作品中，也总有“砌墙头”的描绘。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学杂志《现代》上曾发表一篇张天翼的小说《洋泾浜奇侠》，不想有读者读后写信提意见，指出小说里史太太打牌时先喊一句“碰七万”接着“自摸平和”，读者认为这显然不对，因为“我从小没有听说过碰了七万，还可平和，张先生不会搓麻将！”事后，张天翼特地登文承认自己疏忽，还强调
　　“我很小时候就打过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点错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对理性最集中的描绘是要“拎得清”，这既是上海人群体性自我评价，也是对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维过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则是思维结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赞誉一个人，无论他“出身”怎么样，都是对他个体生存质量的高度评价，是对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赏；如果用“拎不清”来形容一个人，就是对他的素质彻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无疑于“自绝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真可谓扑朔迷离，行情瞬息万变，人与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不能直来直去，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高度默契，一个小小的动作，一处语气中微妙的停顿，一个不经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禅机或杀机。此地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华也就体现在天生的“接翎子”上，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基因里，只有“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关侬啥事体？】
　　上海人口语中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事体？”这句话表达了上海人断然的“自管自”心态。
　　“关侬啥事体”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来截断任何不必要的交涉与疑问，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愤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意思是一样的。而听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潜台词：“勿关我啥事体。”很多年来，上海人一直为一个问题反省、争论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识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种“识大体”的共通基础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碍到自己，只要没有什么“油”好揩，一般不愿去介入别人的生活，上海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户室内都收拾得整洁有序，可是过道、楼梯处往往垃圾乱扔，脏乱不堪。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上海人“自管自”的结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认为，自家的东西才宝贵才要维护珍惜，公共的东西不需要我去呵护。
　　于是，很多公共场所在众人眼皮底下受难，比如绿化地被随意摘踩，公用电话被弄坏，街头雕塑被戳坏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场所行窃即使被看到也当作没看到……很多外国游客觉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写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请勿吐痰”，“请勿随地乱扔”，有回在人民广场喷水池边看见“请勿洗澡”。
　　一句带着孩子耍无赖口气的“关侬啥事体”，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儿园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为准则的“小儿科”，未免让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