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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海派文化的繁荣
作者：钱乃荣（全文刊于《上海文化》2005年第5期）
谈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文章见得很多，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50年代的海派文化。本文试图回顾和追述50年代上海海派文化的真实面貌，探讨海派文化在50年代的繁荣及其后来急剧衰落的原因。
50年代的海派文化，既生根于三四十年代深厚的土壤，又加入一股清新奋发之气，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弘扬，在成熟中继续获得发展。50年代海派文化的特点是：散播面广，民间的参与度高，文化气息浓厚，群众热情高涨，中外元素渗透，雅俗共享同乐，表现了海派都市文化浓郁的上海和江南地方特色，与其他地区的乡土文化、京派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它是40年代上海文化的惯性延续，又是新生活时代精神的硕果，表现了富有活力、多样化争艳、市民化低价参与的显著风格。
公众娱乐
- 少儿游艺
- 文学书画
- 商业文化
海派文化的繁盛和衰落的原因
具有近50年传统的上海电影文化在解放之初的上海，延续其欣欣向荣的势态。40年代布满上海街区的影戏院依然开放，又在劳动人民集中居住区域开设了新的电影院或电影放映场点，一些工人文化宫中也安排电影放映专场，电影的票价长期维持三角一张，这使电影的放映从解放前主要对象为白领等上层人士的娱乐迅速转变成完全市民性的娱乐活动。50年代观看电影的盛况在许多上海平民记忆中是十分有回味的。当时一般晚上都有两场“夜场电影”，工作之余，观众踊跃。各家电影院门口都成为市民人头攒动、黄牛活跃之地，甚至群众连夜排队购票，先睹为荣，看不到头轮放映的抢买第二轮影院较便宜的票的情形，屡见不鲜。上海电影制片厂内明星群集，有白杨、王丹凤、赵丹、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刘琼、石挥、韩非、顾而已等，导演桑弧、谢晋、郑君里等，都正值壮年，在生活安宁、地位提高的环境下，努力拍戏，演技臻于成熟。上海电影制片厂还一度分为“天马”、“海燕”、“江南”三个制片厂。当时，摄片仍多，题材丰富，如《乌鸦与麻雀》、《我这一辈子》、《为孩子们祝福》、《鸡毛信》、《渡江侦察记》、《山间铃响马帮来》、《金银滩》、《母亲》、《幸福》、《女篮5号》、《护士日记》、《海魂》、《家》、《祝福》、《李时珍》、《林则徐》、《不夜城》、《雾海夜航记》、《为了和平》、《铁窗烈火》、《罗汉钱》、《天仙配》、《追鱼》、《三毛学生意》等，均为上海生产的优秀电影。《铁道游击队》的《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女篮五号》中的《让青春闪光》，《护士日记》中的《小燕子》等以及当时重新播放的“五四以来优秀电影的插曲《天涯歌女》、《夜半歌声》，都成为广泛传唱的流行歌曲。《九九艳阳天》在1957年在上海被群众评为受群众欢迎的歌曲第一，公布时改为《社会主义好》第一，该歌第二。1957年举办过“亚洲电影周”，印度电影《流浪者》、《两亩地》成为热片，插曲《拉兹之歌》流行街头。大量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名片，也成为群众购票的热点，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等也引起轰动。在这个时期，青少年中掀起搜罗明星像片和剧照、电影说明书的狂热。1957年《上影画报》创刊，使读者更多地接触到演员形象和影片剧照，对新电影老演员有更多的沟通。中小学还组织一角钱一张票的星期天儿童场电影专场。上海人，从少年到老年，观看影片各取所需，都成为其主要的娱乐活动。
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产生、汇聚和迅速成熟起来的沪剧、越剧、评弹、浦东说书、沪书、上海说唱、滑稽剧、方言话剧、锡剧、甬剧、淮剧、扬剧等江南江北10多种戏剧曲艺，一起形成了繁荣的海派文艺。50年代戏剧、曲艺的民间化，达到登峰造极。解放初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戚雅仙的《婚姻曲》，沪剧《罗汉钱》、《大雷雨》等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几乎人人都会哼上两句。戏剧、滑稽剧剧目和演出盛况不亚于40年代后期。书场遍布，评弹演出在城区的书场、郊镇的茶馆听众济济。从50年代初期一本很小的沪剧唱词选中可看到这一年的沪剧演出盛况：当时有艺华沪剧团的《刘巧儿》，努力沪剧团的《田菊花》、《姑娘的爱》、《翠岗红旗》，勤艺和艺华沪剧团分别演出的《小女婿》，上海沪剧团的《罗汉钱》，勤艺沪剧团的《红花绿叶》、《山野春晓》，爱华沪剧团的《母亲女人》、《幸福年》、《葡萄与嫁妆》，艺华沪剧团的《珍珠泪》，长江沪剧团的《沙漠情歌》、《活人塘》、《李二嫂》、《赵小兰》、《纺棉花》，建新少壮沪剧团的《恨海》，丁是娥蔡志芳唱的《小二黑结婚》，顾月珍唱的《纯洁的爱情》、《红香姑娘》，小筱月珍、王雅琴、丁是娥唱的《白毛女》，一下子涌现那么多的现代戏，各显神通。此外，还有旧戏王雅琴王盘声唱的《冲喜》，王雅琴小筱月珍的《寒梅吐艳》，邵滨孙石筱英、陈松麟筱爱琴唱的《啼笑因缘》，勤艺沪剧团的《方珍珠》，上海沪剧团的《大雷雨》，艺华沪剧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沪剧创新活力依然旺盛。一些解放前著名的文艺创作家迅速转行参加剧本音乐创作，因此50年代上海戏曲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创作剧本。如曾创作流行“时代曲”的许如辉投入了沪剧、越剧等戏剧的音乐设计，有《罗汉钱》、《为奴隶的母亲》、《少奶奶的扇子》、《妓女泪》、《陈化成》等；鸳蝴派文学家平襟亚等创作《十五贯》、《杜十娘》、《王魁负桂英》等长篇弹词，还写过不少优美的弹词开篇成为名篇；著名文学家苏青在尹桂芳所在的芳华越剧团担任编剧编写了《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越剧剧目。原在衡山路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聚集了黎锦光、严华等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名手精英，编辑了大量一流的戏曲、歌曲唱片，一元一张的“中国唱片”购买处成为各处新建的“新华书店”最热柜台，总是拥挤着试听和购买的人群。戏曲和歌曲唱片的大量发行和电唱机的出现，使原来只好在名贵的“留声机”里放唱的戏曲唱片很快在工厂播音室和民间家庭传播普及。无线电和唱片的影响，有力推动了民间的戏曲学唱运动。1956年在刚填没的棚户区臭水河“肇家浜”的一长条填土上，几乎天天有民间小剧组在群众围观中演戏，热闹非凡。不少青年也是追星族，剧场里各派粉丝追捧名角。爱好者学唱各派演员名唱腔唱得惟妙惟肖，他们就是如今公园里老年戏曲自唱活动的基本成员。一些名演员的最成熟唱腔都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几年奠定。1959年上演的沪剧《雷雨》汇集群星，唱腔各显春秋，成为沪剧里中外名著改编戏中最为成功的一部戏，也是各种戏剧改编曹禹《雷雨》最成功的一部。民间戏剧兴趣影响深远，直到中小学生，如1956年在市中心的向明中学大礼堂国庆联欢中，有高年级学生借来戏装演出的《梁祝十八相送》、滑稽剧《开无线电》。王安忆在她的长篇小说《富萍》中记述到在十分贫民化的地区街道组织晚上戏剧演出，此时争抢坐位的拥挤盛况，真比小菜场排队抢买黄鱼还要热烈。沪剧、评弹等的演唱活动还经常配合形势宣传在街头民间进行。
那时，上海私营书局密布、新华书店发轫初建，出版了大量的新书，读书气氛浓郁；遍及全市的“新华书亭”设立，对新文化的普及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如注音扫盲读本，大量的小人书连环画的涌现，苏联少年生活学习故事，各种童话故事，带来了新上海的蓬勃朝气。上海旧书店、旧书摊，旧报刊杂志，依然活跃，在国营的大型上海旧书店里，在深巷中民间开设的大量的旧书滩上，淘书之乐融融，像老城隍庙的旧书摊铺到1958年后还存在。它们对青少年人生及其海派意识的养成发生了极大的感染和影响。
50年代的新创歌曲，朴素无华而充满朝气，如：《歌唱二郎山》、《远航归来》、《勘察队员之歌》、《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草原之夜》等等。开国歌曲，如：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袁水拍词、瞿希贤曲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招司词、瞿希贤曲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马可词曲的《我们工人有力量》等，雄壮豪迈、大气从容。加上苏联歌曲，少数民族歌舞曲，传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催人振奋。在公园，在学校工厂，常常听到手风琴伴奏下的合唱声。西洋音乐、歌剧水准也都有提高，如1958年诞生的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融合了优美的越剧曲调创作的、中西合璧的顶级名曲。各地民歌、广东音乐、新奏乐曲如京调、紫竹调、花好月圆、少数民族舞曲等，汇成大流，在上海纷纷制成“中国唱片”，传播到全国各地。
50年代，集体舞盛行。这显然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从小学生起，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表演和跳舞，这些简单舞曲曲调轻松，活泼易学，如《集体秧歌舞》（简谱32 35 667 6）、《狂欢舞》（16 3, 24 3）、《蒙古舞》（55 55 3 5，5i 65 5 3）（66i 65 66i 6 5）、《匈牙利三人舞》（6 7 1 6 3 21 7 3）、《匈牙利集体舞》（311 11 43 2）《朋友舞》（5i ii 76 5，52 22 321）等，加上种种集体游戏活动，成为当年群众性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培养起一种人人参与的集体意识，陶冶了开放和活泼的性格。节日里有的学校大操场上，男女同学圈起两个大圆圈跳着5 i i，3 5 5的《青年圆舞》（王克伟编舞、陈天戈作曲）；1959年国庆十周年夜，在人民广场上有大型的集体舞狂欢，广播里播送着新创作的《祖国之春》（曾加庆作曲）和《友谊圆舞曲》。
50年代是一个崇尚班组集体友爱的年代。集体游艺，在工厂，在里弄，在公园蓬勃开展。比如在公园，每晨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曲”播出，许多群众以个人形式参与的早操活动自动展开，傍晚是少先队喇叭声响彻夜空，晚上是工会等组织的集体游戏活动，如“叫号”游戏，“传绢头”活动等等，形式内容多样，个个情绪昂扬。又加上新婚姻法颁布的巨大作用，青年人的个性获得一定的解放，上进心和友爱心增强。更令人神往的事，像夏天晚上争圈地盘在草地上观看露天电影放映的盛况，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狂欢的节日。
50年代，旧社会留下的私营溜冰场、落弹房、舞场、乒乓室依然存在，只是清除了黑社会势力，使这些场所变得安全清洁，票价便宜，使有兴趣者继续得到用武之地。穿着“小脚裤管花衬衫”或衣装头饰上标出新奇的“小阿飞”和玩技“懂经”、魅力独特的“老克拉”，依然十分活跃其中。
各区的“工人文化宫”开张，成为工人业余活动的最好归宿。其中的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都吸引了众多的中青年工人在文化上的参与，熏陶他们成为工厂中群众文化带头的活跃分子。每年一度举行的灯谜比赛（其中也有上海话谜面或谜底的灯谜）、书法、春联、都市摄影作品、漫画作品比赛等，造就了一批爱好业余生活的骨干。1958年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海青年宫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还办过《游艺》杂志，推动市里群众性的多种花样的游艺活动的开展。除此以外，各区的区级图书馆也是中学生假日最好的去处，还有街道办的图书馆，有些重要文章都可以就近读到。
50年代，地区居委会组织的社区活动相当活跃，尤其是节日前后，里弄张灯结彩，各种彩纸灯笼迎风飘舞，各街道的挂彩也有竞争性。街道地区和居委会组织群众举行节日联欢文娱活动，有的盛况空前。如组织海派文艺的自唱自娱，请剧团来演戏。笔者儿时就挤在人堆中引颈观看过地区业余才子的变戏法、杂技表演和自排自演的多场沪剧《碧落黄泉》等演出，还有在一段国庆致词中将十几名地区活跃人士的人名嵌入其中，有奖猜名，至今印象深刻。五一、十一节日原来都有区游行，群众早早拿了椅子在弄堂口等候看游行。游行队伍十分活跃，各家公营私营的厂家纷纷展示自己单位的风貌，如仪仗队的暗地交劲争雄，还有秧歌、腰鼓、舞狮、踩高跷等民俗色彩的加入。
海派文化还有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世界”，一个是“新、老城隍庙”。那儿是两个民间神往的文化娱乐天地。50年代的上海，市民文化娱乐享受是多层次的全民行为，尚保留着40年代的底气。游乐分档次，各得其所，南京西路是最富阶层的购物吃喝、文化娱乐天地，南京东路层次稍低，一般市民可去“大世界”玩，票价便宜，贫民可去城隍庙游玩，不收门票。大世界一张低价的入场券可以观看各种舞台的戏曲和民间杂艺，城隍庙商场可以看活狲出把戏，珍奇的动物，买各种文化娱乐玩具，直到1958年以后城隍庙楼上还陈列“十八层地狱”、“黑、白无常鬼”整条阴界，还有算命测字摊，九曲桥畔那些旧书小店和旧书摊上，还能掏到各种踏遍铁鞋无觅处的书籍。不同兴趣和层次的群众娱乐，诸如养八哥、斗蟋蟀、玩小虫、种花养鱼，都可找到有权威性的购买处、自己去玩的场所和朋友。
公众娱乐的发达，与市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有关。在马路上走，常常会听到洋房里传出的钢琴声、小提琴声；到弄堂走走，晚上或假日会听到有的人家里聚集着同好票友拉京胡唱京戏，也有的人学越剧、沪剧名演员的腔调可以真假难辨。民间的自娱，内容也很广泛。市民的爱好多样化，如有各类收藏的专家布于市区各处。有的喜欢打猎，家里便收藏着名牌的猎枪，还经常出入中央商场、旧货商店等尚存的销售处。有的喜欢听听唱片，办家庭派对舞场，淮海路陕西路口还能买到外国唱片，或淘旧货。还有的人喜欢骑马，当时也能找到马场去“过念头”。
50年代的少年儿童，不论贫富，都可以生活在五彩缤纷的愉快生活中。不但那时在学校校门边上，有着大量低价的文化玩具摊子，而且在解放初，贫穷儿童可以优先加入“少年儿童队”（后改称“少年先锋队”）。如在笔者生活的弄堂里，佣人的孩子先带上了红领巾，在路上遇见带着红领巾的孩子，自豪地互敬队礼。在小学里，在公园里，一听到少先队的喇叭号声，就会联想到令人神往的少先队的丰富多彩的队活动。比如说“鸡毛信”联谊传递通信的活动，去少年宫玩，参加少年合唱团、舞蹈队，各种兴趣小组，还有迎接外宾，闯“勇敢者的道路”等等。
具有明亮色彩的、清新的、表现少儿学习生活的画片，在50年代挂满在权威性很高的“新华书店”内，各校教室里，甚至当作新年画被张贴在家里。这种有明暗层次为底子的水彩画作品是精心绘制的，具有中西结合浓厚独特的海派绘画风格。它们实际上起源于上海徐家汇法国天主教主持的“土山湾”绘画室，最初是孤儿院的孤儿,被培养画画，画的是圣像。后来这种画法由于上海商业社会的催成，发展为独特的“月份牌”笔法。解放后“月份牌”美女不能画了，众多的画手就更用心地改革技艺，除了继续在年画中画“白娘子和许仙”、“梁祝”、“水浒人物”外，有些画家就画起了面目一新的少年画。如李慕白作的《升旗》、《献花》、《我们要爱护公共财物》、《我们的丰收》，张雪父、李慕白的《佛子岭的虹》，徐寄萍的《又是五分》，何逸梅的《小白兔》、《种植花木》，吴哲夫的《叔叔我们的兵舰下水了》，王柳影、黄子希、华西岳的《朱德副主席和少先队员们》等。此外，特伟的《拔萝卜》也是一张颇受欢迎的画片。画手中如李慕白等就是当初杭穉英“月份牌”画室中的名画师。这种绘画风格是上海特色，可惜现在看不到继承了。
目染之外，还有耳听口唱。在上海，50年代创作和流传着大量优美动听的少儿新歌曲。少儿歌曲之盛、之清新悦耳，是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比拟的。这些歌如沙鸥词、张文纲曲的《我们快乐地歌唱》，管桦词、瞿希贤曲的《早操歌》，华影词、陈良曲的《红领巾之歌》，金近夏白词、黄准曲的《劳动最光荣》，管桦词、李群曲的《快乐的节日》，袁水拍词、瞿希贤曲的《我们是春天的献花》，（以上均为1954年前创作）管桦词、张文纲曲、黎锦光伴奏的《我们的田野》，乔羽词、刘炽曲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管桦词、瞿希贤曲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等。我们回忆起当年的生活，耳边就是荡漾着这些欢乐的歌声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少儿歌曲，活跃于民间的、上海地方色彩的童谣、儿歌和顺口溜，流传十分广泛，时时听闻。从呀呀学语时起就在母亲身边，后来在放学路上或边做游戏时，唱着喊着，感受上海民风的爱的熏染。如：“鸡鸡斗，共共飞”（都只写开头两句），“月亮亮，家家小囡出来白相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笃笃笃，卖糖粥”，“排排坐，吃果果”，“一箩麦，两箩麦”，“小三子，拉车子”，“小皮球，小小篮”，“落雨喽，打烊喽”，“冬瓜皮，西瓜皮”，“一歇哭，一歇笑”，“孵下去，立起来”，“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弟弟疲倦了，眼睛小”，“小孩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记，现在辰光来勿及”等等。这些热热闹闹、童趣盎然的儿歌余音袅袅，但在文革之后式微了。
孩子主要的活动空间是校园和弄堂。校园和弄堂游戏之多，不胜枚举。如： stop，马连打，造房子，抬轿子，跳橡皮筋，弄堂溜冰，踢小橡皮球，拉扯铃，打菱角，抽贱骨头，打弹子，掴香烟牌子，套砖头，盯橄榄核，老鹰捉小鸡，我们要拣一个人，东南西北，弹簧屁股，盗界山，官兵捉强盗，看字，扯铃、丢绢头，钩脚跳，跳绳、踢毽子，滚铁环，打康乐球。课间游戏，有：各种游戏棋，斗兽棋，捉帖子，捉麻将牌，打手拳（搭拉里头），折飞机，折糖纸头，拉瓶盖，拉木偶，打电话，七巧板，弹皮弓，等等。每到夏天晚上，掇起小凳，围在一起一帮孩子，挑绷绷，金锁银锁，斗洋火棒，拼灵碰冷起，乘凉游艺多多，有接口令，一号两号，开飞机，讲鬼故事等。
小学初中里，不是都是数理化，或者语数外，美术课和音乐课十分活跃。校园活动，经常跳集体舞，布谷鸟歌咏比赛，化妆舞会、大跃进诗歌创作朗诵，做对联，自己动手制作标本，制作幻灯片，自做玩具，自作西洋镜，蜡光纸制作，结玻璃丝，气象观察，天文望远。孩子在家，穿珠子，结网线袋，绣花，编织，做十字花，包丝线粽子，集邮，收糖纸头等，花样繁多。有的孩子聚集一起做小人家，或办小学堂做先生，或者头戴珠子，身披彩衣，咿咿呀呀学做绍兴戏。还有养蝌蚪，养扬虫，养蚕宝宝……。
每到节日，学校把各间教室都作游艺室，由各班学生自办游戏内容，如障碍跑，遮眼剪糖，套藤圈，搛弹子等，各有特色，学生凭票入室游玩，走进每间活动室都有新鲜感。还有幻灯室、猜谜室等。记得1956年国庆时，向明中学举办了全校性的创造性游艺室活动，从初一到高三，每个教室都有各班同学的自创游艺，大礼堂里有通宵的自编节目演出，小操场燃放焰火，大操场有大圆圈的集体舞，使刚入中学的笔者大开眼界。每年夏季，仿效苏联模式的“夏令营”活动，也是充满朝气的集体活动，暑期联络网传信，不断解难题的寻找目的地，自制飞机船舰模型，野外露营拉练等，培养着团结、勇敢、活泼、诚实、健康的少年形象。
校边设摊中的游艺也具有海派的多姿多态特点，也许摊主都是从城隍庙市场批来卖的。有各种内容的纸质、木质小棋子（斗兽棋、康乐棋、蛇梯棋、进退棋、五子棋、飞行棋、跳棋、陆战棋、象棋、国际象棋等），构图型、剪贴型的劳作，可按印着的图案挖刻的石膏圆盘，各种故事内容香烟牌子、花花绿绿的玻璃弹子，一分钱可买一本的正面是谜面背面是谜底的豆腐干大小的小谜语书，可看电影胶片的放大镜箱，涂水后即可印下彩图的洇纸，可抽拉的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摸彩等等，还有盐金枣、桃板、盐金花菜、甘草梅子……。到了除夕，摊头上的各式花样的、价格便宜的爆竹焰火，年画、贺年片，最易吸引着孩子们的好奇心。50年代这样的开放式的、多彩的游戏活动氛围，是十分有利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性格塑造和兴趣爱好培养的。
50年代上海的《新少年报》办得生动活泼，第四版上经常刊有民间故事或童话。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道德教育故事书，格林、安徒生等童话故事，穷人斗过富人的、国内国外的民间故事，英雄故事，侦探故事，通俗科学知识书等，加上十分普及的《小朋友》《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期刊，盛极一时的连环画书，孩子们常常沉浸在这些美丽的故事中。
50年代之初，先是延续解放前私营书店遍布出版各有千秋的书刊，后来上海作家协会成立，一批新老作家围绕在作家协会周围，创办了《文艺月报》等期刊。巴金、周而复、柯灵、茹志鹃等一批名作家，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和随笔，上海也开始培养全国首创的“工人作家”。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五十年代文学创作除了在1956年前后有点生气之外，能够传世的作品实在太少，作品也不再关注海派特点，一些海派作家也纷纷搁笔。文艺思潮上的批判接二连三，对文学界的打击最大。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的繁荣是不可相比的。
然而，另外一些领域，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了上面说到的儿童文学外，这个时期是“连环画”的盛世。上海有个传统，即在许多弄堂口，都设有小书摊，在摊主的书架上，上下多排，横排着形形色色封面的连环画书，很诱惑人，俗称“小书摊”。一分钱或两分钱可以借一本在摊前的长凳坐下看完。三四十年代中在竞争中涌现的一批民间的画图能手，和不少应运而出大显身手的新画手，凭其细致的画风精湛的技巧，在50年代纷纷转入连环画的创作热流之中。1950年，毛泽东指示中宣部长周扬：“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批新连环画。”1951年4月举办了“上海连环图画展览会”，上海又将190家私营出版社整顿合并，成立了“新美术出版社”，专门从事连环画出版。有关部门提倡“创作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通俗读物去占领旧连环画阵地”，鼓励画家投入。国画家中有唐云、陆俨少、谢之光、王叔晖、徐燕孙、任率英等都加入画连环画分行列，老连环画画人赵宏本、钱笑呆、董秋野、汪玉山、顾炳鑫等更加成熟。 在上海滩上，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上海历史上连环画出版的高潮。无论从题材的包罗万象、出版数量之多和艺术水准之高来看，都达到了连环画的顶峰。有大量的中外神话、童话和民间故事，如《望娘滩》、《灰姑娘》；有中外著名科学家文学家故事，如《李时珍》、《我的童年》；有古代人物故事，如《木兰从军》、《鸳鸯简》；有现代长篇小说的改编，如《暴风骤雨》、《家》，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名著改编，如《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有革命英雄烈士事迹，如《王孝和》、《张积慧》；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故事，如《渡江侦察记》、《英勇的炮艇》；有晒蓝版的电影连环画，如《白毛女》、《一江春水向东流》；有戏剧故事，如《九斤姑娘》、《宋士杰》；也有第一个五年计划图解，“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宣传连环画等等。名著《三国》、《水浒》（《水泊梁山》）、《西游记》、《红楼梦》等都在此时出版了成套的选本。新美术出版社、美术读物出版社以及后来的上海美术出版社在出版连环画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小书”，深入浅出，老妪能解，小空间里，着大工夫。直到60年代中期起，连环画题材开始缩小到主要画英雄人物和阶级斗争。上海人在五六十年代，几乎人人都看过连环图画。笔者参加高考时历史试卷上的一道考题“西班牙内战”，其答案就是在不知哪时看连环画中看来的，否则就失去15分。
漫画在50年代也很活跃。当时有一本八开本的《漫画》杂志出版，宗旨是“打击敌人，拥护和平，批评落后，歌颂新生”。张乐平、乐小英、丰子恺、叶浅予等的漫画经常在节日的报纸上见到，张乐平画出了新社会中带着红领巾的三毛，他和乐小英也常绘画大幅的新生活组画。不过这时的漫画多数是以歌颂社会新气象为主，很少有以犀利敏锐的笔法揭露现世相的阴暗面了。
海派风味的年画和宣传画，在50年代也呈现高潮。当时上海的年画大都采用半开张大纸的形式，以从“月份牌”笔法改革而来的水彩画为主，讲究精细描绘，讲究美观真实。除了有些传统的用饱满笔法画的“年年有余”“闹春节”之类，还有像《白蛇传》、《梁祝》、《桃园结义》、《逼上梁山》等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题材。从宣传“婚姻法”、人民银行储蓄、中苏友好、镇压反革命、第一个五年计划、公私合营、把青春献给祖国、钢铁元帅升帐等等，那是一个充满宣传画的时代，连学生的画图课上也学着试画。这使孩子从小感受画图美术与现实生活联系的情趣。国画家也加入了宣传行列。后来出现了笔法较新、比较写意的佳作，如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后由哈琼文创作的《祖国万岁》贴满了像淮海路、南京路这样的大街上，广受赞扬。
文具店和新华书店供应的贺年片，书签。价廉（当时卖一分一张，贵到三至五分一张）而配图、印刷精细。工笔的国画居多，张充仁的水彩静物画、崔预章的月季瓶花油画、陈之佛的春鸟画、吴青霞的游鱼图、江寒汀的双鸭、蒋风白的春梅黄莺、孙悟音的双牡丹，都在1956、1957年中印上了小小的贺年片，多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可见刚走上国营道路的出版社里确实集中了不少精心艺术的有实力的编辑精英。后来在小店里还能买到圣诞题材贺年片。上海民众这种喜欢小型贺年片的情结直到文革时还以“年历片”的形式悄然复活。
国画的“海上画派”是上海之“海派”得名鼻祖。任伯年、吴昌硕的后代们，人数众多，创作积极，以上海画院为根据地，挥毫舒笔，在上海的五六十年代，创造了“海派”的艺术群体性的顶峰。吴湖帆、贺天健、王个簃、应野平、吴青霞、钱瘦铁、谢之光、来楚生、江寒汀、张大壮、朱屺瞻、刘海粟、陆俨少、谢稚柳、唐云、程十发、陈佩秋、刘旦宅、曹简楼等等大画家，麇集上海，除了画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国画题材还适当面向工农生活和建设风貌，这时的绘画艺术都几乎达到各人的最高水准。著名的书法家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白蕉、包六科、胡问遂等，篆刻家钱君匋、方去疾、单晓天等也在上海琢玉挥毫，培养门生弟子。50年代上海的书画篆展览会经常举办，热热闹闹；群众性的写春联、画扇面等风习也在延承。国画、书篆传习处，从民间到文化宫皆有。南京东路上的荣宝斋，后改为朵云轩，成为书画与市民联络的纽带。加上福州路的“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成为群众淘买旧碑帖和新书画的好去处。如今上海书画大势已去。
50年代，无论在学校的墙报黑板报，或者是工人文化宫里的业余创作活动，群众性的创作热潮此起彼伏。从中涌现和培养出不少文化天才。1958年后的群众性诗歌创作，包括写大跃进民歌，形成了全民写诗歌歌颂生活的热潮，同时还深入街道农村，搜集了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旧民歌。“大跃进”运动刮起的浮夸风在群众的意识上流毒很广，在总的指导方针上是错误的，但是从由群众激发出来的巨大热情角度来看，当时也有好的一面。由于有着很广泛的群众参与面，大多数人是真心实践，促进了群众性文娱活动的普及。那种配合政治宣传的文艺活动，从学生开始，有群众自编自演的曲艺和活报剧话剧等，锻炼了青少年的表演艺术才能。专业文艺队伍挂头牌的演员也进入街坊民间演出宣传，影响较大的有制成“中国唱片”的、孙道临朗诵、上海合唱团演唱的《歌唱大跃进》组歌，徐丽仙演唱的弹词开篇《六十年代第一春》等。
50年代的上海，商业文化依然繁荣。海派文化仍然在商业中逞威。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说明。
用来包裹糖果的“糖纸头”，是一种小小的设计绘画艺术，在上海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呈现出多姿多态和气象万千的风貌，成为庞大的上海海派文化中的一角风景。
糖纸头是伴随着上海成熟的商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民间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京派”姓“官”，“海派”姓“商”，并预瞻到海派在中国大地上影响的不断扩大。 糖纸文化正是一种面向市民的商业文化，它是附丽于上海市民曾拥有的庞大的糖果需求而应运繁荣起来的，它渗透在群众的普通生活和时令节庆民俗文化中。商业的繁荣和自动运转，充分市场化，带来的是五光十色、争奇斗艳。在充分“商业化”的社会，文化的平庸和媚俗只是极小部分，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和高质量是必然的。
上海的商品经济在20世纪10年代以后的急速发展，促使众多的江南才子迁入上海谋生，在上海四马路及其周围，集中了大批的职业文人，上海糖纸头的设计画手来源也就在其中，是他们在江南文化的熏陶中积下了文化底气，进了上海后又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了前卫的优秀的艺术鉴赏力，在东方与西方艺术精华的交汇中，培养出那种处处精明和踏实做事的上海精神，创作出一张张各具特色的细笔精绘的糖纸头，就是这种工作其中之一。
糖纸头的从单纯的包装性广告性到设计形式的艺术化，它先是从西方糖果产品中延伸学来的，开始于商业繁荣的三四十年代，但是，它的艺术性到了50年代发展到其顶峰。
大量水果糖是每颗用纸包的，纸面上有各生产厂家的名字，如伟多利、天明、冠生园、益民、大众；还写明糖果的种类，大多用的是西文的译名，有奶糖、太妃（toffee）糖、牛轧（nouget）糖（又译成鸟结糖）、求是（juice）糖、白脱（butter）糖、巧克力（chocolate）糖（又译成朱古利糖）、具有苏格兰风味的司高去（Scotch）糖、“沙药水”味的沙士（sauce）糖、可可（cocoa）糖、咖啡（coffee）糖、本帮出典的麦乳糖等等。伴随各种糖味的糖纸头的花样设计就是海派文化接受西方文明中国化的结果。西方的糖果“太妃”、“牛轧”等，在上海再加入辅加成分，变得五花八门，纷繁多彩，如形成形形色色的太妃糖系列，有白脱太妃、奶油太妃、咸味太妃、三明治太妃、水果太妃、花生太妃、果仁太妃、香蕉太妃、椰子太妃、杨梅太妃、香草太妃、巧克力太妃、可乐太妃等，到江南的土壤中来，由于上海人的智慧，还交杂进了东方人的口味，什么“金橘太妃”、“葱香太妃”、“姜汁太妃”、“话梅糖”，都在中西杂交中都产生出来。糖纸也就在西方绘画的几何画面和连续图案为底的基础上，变化加进了海派中国画的风格神韵，如牛郎织女、龙凤呈祥、松鹤万寿等等，实行了东西文化的交汇。
糖纸头成为众多男女学生的收藏品，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白相糖纸头，在收集和交换糖纸头中找到乐趣，接受孩童时期最早的艺术熏陶，美化了自己的心灵。有的还手工做成有着漂亮舞裙的小人等，这些都成为一代人甜蜜的孩童时代的回忆。
五十年代初外国糖果很快退出了上海市场后，直到1956年为界，正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各家私营糖果厂自己起来争相斗艳的年代，各厂家首先重视的是糖果本身质量的竞争，同时也开始看重糖纸的价值，聘请画手描绘糖纸。著名的连环画家戴敦邦、贺友直、赵宏本等，当初也曾加入设计糖纸头。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是他们用尽心的劳动使海派文化中一支奇葩开放得如此鲜艳。当时大厂家的糖纸设计常以比较庄重的连续图案为主。这恐怕是那个年代的崇尚。到1956年工商业改造以后，各公私合营和国营的糖厂进行了一定的重组整顿，实力增强，那时的糖果业依然延续着竞争。在糖纸的设计上，绘画思想有了一定的解放，因此糖纸无论在绘画的题材、方式和风格上均有较大的突破。我们看到最好看的糖纸头也就是在那以后的几年中诞生。这段时间里，糖纸头之多，种类之丰富，画面的不断创新，都是最好的时候。后来，政治宣传也加入了，如有人造卫星上天的糖纸头。到60年代以后，一些高档糖果厂有了全透明的“玻璃纸糖纸头”，由于印刷的不便，一段时间里色彩为单色，所以相当单调，不久即进入文革，有的糖果厂改名为“文革糖果厂”，原来的“哈尔滨糖果厂”变成“工农兵糖果厂”，“礼花”糖纸印上“要斗私批修”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以后，糖纸头艺术便一去不复返了！
在50年代，与糖纸头画艺可以媲美的，有各大百货商店和妇女用品商店中手帕柜台上飘扬着的“花绢头”。
公私合营前后的手帕厂，集中一批手帕图案的设计家，互相竞争，设计出各种风格的、描绘水准极高的“花绢头”。一批又一批，图案层出不穷。有国画式的，有西洋油画、水彩画式的，有抽象画的，也有实物写真的。有花鸟，有山水，有静物，有人物，有模仿的西洋画，有各种动物卡通……。那时的画图水准确实不同一般，每条手帕，就是一幅佳画。花绢头柜台前，简直成了50年代画图时代绘画风格的展览场。一条一角六分钱的花绢头，曾经使多少女孩子陶醉过。这一波手帕艺术的高峰也是50年代的一道亮丽风景，到60年代初期后就渐渐衰落了。
20世纪初，城隍庙“小热昏”唱小调卖梨膏糖，大概是最初形式的商业文艺了。50年代不但保留着解放前频繁的穿弄走巷做小生意者的种种带腔带调的吆喝声，而且弄堂生意还有伴随唱戏的场面。如几个推销“洋线团”的人顺手借了某家的高凳子，站在上面在胡琴伴奏声中唱起了戚雅仙、毕春芳的《梁祝·楼台会》或《白蛇传》，唱上两段就把人都吸引过来，然后大肆介绍商品，一时购买者踊跃。这种销售方式后来随着国营企业的皇帝女儿不愁嫁而消失。
总结海派文化的特点，笔者认为：海派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新文化，是现代都市中产生的以科学与民主为底蕴的开放文化，是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太湖钱塘江流域为其地域范围的区域文化，是来源多元、题材多元、功能多元和受众多元的现代文化，是亦雅亦俗、与民同乐、群众和精英都喜闻乐见的文化，是善于融合世界先进文化积极选择吸收各种最新文化思潮的文化，是与本土文化结合最好一直具有中国江南民俗特色的文化，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勇于建设先进文化的文化。
50年代上海海派文化的热闹景象和健康发展，使上海成为一个处处渗透着都市文化气息的乐园，各阶层的市民都可玩在其中。小结它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派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望者正值壮年，人材济济，文化素质和技能在三四十年代竞争社会里培养出来，基础雄厚。
2.建国初始，相当部分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安排和利用，一部分成为三名三高，生活安定，潜心艺术；一部分转业从事新的事业，如许多画师和作家，流行歌曲作曲家黎锦晖、黎锦光、许如辉等，在当时大家平等的低收入中略胜一筹；一部分跌入底层的能手又在民间滋养和需求中找到用武之地，重新创作，继续发挥才华。
3.领袖的倡导，立即化为行动。如毛泽东对连环画的提倡马上组合新美术出版社，如沪剧《罗汉钱》1952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演出二等奖后，带动了上海戏曲演出热潮，1956年周恩来说昆曲《十五贯》上演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很快推动了戏剧的繁荣。
4.民间的狂欢，有着多样性的趣味，有着各阶层的需求，推动游艺的精致化和平民化。如有外出打猎收藏猎枪的，也有因陋就简自作“矿石收音机”的等等。
5.建国初期百废俱兴，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画院等专门机构新成立，各种人员对事业发展的满腔热忱，充满希望。
6. 合理价格的良性循环，一定竞争的环境，相对宽松的政策，尚未来得及严管。文化干部相对比较懂得文化。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健康活泼的清新之气很快受到打击，从而引起海派文化的急剧衰落。
1.从1957年“反右”起，阶级斗争的弦越收越紧；大跃进后破坏了群众的积极热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休闲趣味被当成“霓虹灯下”的资产阶级“香风毒雾”；接踵而来的禁止措施，如后来从百乐门起全市停止交谊舞等。
2. 国营机制弊端的制约，严重影响了商业文化的运转。比如剧团演出方面，石筱英、周柏春等人在50年代中期就敏锐地感到，在1956年和1957年都大胆提出过正确的意见，随即被批倒批臭。如先已进入国营剧团的名演员们很早就看出了国营体制管理和经营上的毛病，不如过去的包银拆帐制和场团合作制，希望有所改变。如石筱英在1956年上海剧协成立大会上发言曾无所顾忌地说：“剧团国营以前一直有戏唱，一直有剧本，自从国营以后，剧本没有了，也没有戏唱了，我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剧本一般化，公式化。” 解洪元1957年鸣放时曾提出：“党对剧团领导有问题，管得太多太紧了。”“一个剧团往往是以一个艺人来领导，对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他们也在探索，想搞活剧团的机制。如石筱英和解洪元、邵滨孙曾想过拆团恢复原来的“中艺”、“上艺”，进行“艺术竞赛”；陈荣兰、丁是娥、解洪元在1957年还曾计划“场团合一”搞“剧场艺术”，尝试搞活演出，但这些设想很快都被制止。又如滑稽剧团名演员周柏春在还就已提出了反对“人事冻结”，“剧团只留班底，我们主要演员自由进出”的新设想， 不过都因体制的僵化而未能继续探讨或付诸实践。石筱英有一次说到为什么剧场不准头牌演员挂霓虹灯，当时阳澄湖大闸蟹还可以挂灯。当时负责文艺的张春桥随即公开点名批判石筱英不要做灵魂工程师要做大闸蟹。反右以后，堵塞了言路，听不到不同的意见。
3. 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文化上的统一，丧失地域文化的特色，群众的热心转移，文化素质的下降，积重难返，造成如今上海海派文化的枯竭。
4. 文革的扫荡使商业经济遭受破坏，使海派文化失去基础和活跃机制。十年打击使具有群众性、娱乐性的海派文化氛围丧失殆尽。海派文化断层，小学的教师都不会了，如何影响和传授给新一代呢？失去了一二代的传承者，往事已经遥远。
5. 文艺的贵族化，与海派文化的特性背道而驰。文艺消费的高价制，结果使文艺边缘化，与普通市民远离，平民的文化享受就成了天天守住个电视机。
如今的上海，丧失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本土文化。在上海曾经热闹非凡的10多种海派戏曲濒于枯萎找不到年轻演员，没有站得住的表现开埠后160年上海真面貌的、有份量上海海派都市小说，没有新的流行儿歌、少儿歌曲和海派的流行歌曲，没有好的海派电影、电视剧，海派国画书篆处于衰落逊于江浙地区，连昔日发达领先称雄一时、不断向国语输送新词新语的上海话都在趋于萎缩中。孩子们无处寻找醉心的游艺，只好迷恋于电脑游戏。海派文化后继乏人。如今能摸索突围的是闯将英雄，比如尽管尚不尽人意的“海派情景喜剧”，在电视节目中站住了脚跟占领了黄金时段，取得了高收视率，可连播近500集，在重振海派雄风方面，可谓当下最为成功的尝试，编剧者和演出者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居高不下的收视率说明了上海市民的情绪和欣赏趣味仍然喜爱着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仍有深层土壤。一切事情只有在边恢复边争取群众中才谈得上在新环境下的继续创新。笔者认为，上海都市文化欲重新在世界立足，上海欲再次成为文化高度发达的国际文化大都会，只有坚持弘扬上海本土特色的海派文化，支持由青年创造的新形式，如现在有上海话的Rap、海派Video及网上上海话新写作等。没有青年参加的文化是没有活力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文化，我们不想老是唱挽歌。只有在良性生态中，继承旧海派文化灵魂，用心改革旧文化形式，在青年关注和充满热情的领域创新，才能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新海派文化来。让我们痛定思痛，记取教训，敞开胸怀，创造条件，共同努力再造21世纪海派文化的辉煌。
2005年5月作于土山湾畔听雨阁
